從伊壁鳩魯強調“物質欲望的滿足本身不是快樂”，到約翰•穆勒的闡發“只有各種快樂都品嘗過了，才知道哪一種快樂更深刻、更持久、更強烈、更美好”，何謂幸福？如何才能獲得幸福？千百年來始終是哲人們究詰思考的問題。認識層面和現實生活中，單一的幸福和考量幸福的單一模式從來都是不存在的，人們對幸福的感知和判斷千差萬別，莫衷一是。
　　有人說，豐衣足食是幸福；有人說，金榜題名是幸福；有人說，有朋自遠方來是幸福；有人說，健康平安是幸福。凡此種種，人們總是將具體的生活，具體的事情和一些具體的人打交道的感受與幸福聯系起來，更多的是列舉關于幸福感的例子而不必為一個關于幸福的終極意義冥思苦想。作為一個復雜多元的個體感受，幸福關乎的是讓生命和精神處在一個好的狀態。從其最具基礎性和普遍性的意義上可以概括為，所謂幸福就是人們根據所內化的社會規范對自己生活質量的整體性和肯定性的評估，是人們對自己生活各個方面進行全面評價基礎上而產生的積極性情感。
　　幸福本身雖然難以界定，但選擇幸福，應該是為了幸福本身，而不是為了別的東西，我們之所以選擇榮譽、選擇智慧、選擇快樂、選擇財富，都是因為我們相信，通過這些，我們能夠獲得幸福。然而，事實卻是，在中國社會物質文明日益發達的今天，幸福的失落已然成為一個社會問題逐漸凸顯出來。今天的我們非常清楚，與時刻需要為生存而斗爭的祖先相比，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豐裕的時代。我們是進化鏈條上的勝利者，因聰明才智創造出無比繁榮富饒的物質財富，不再衣不遮體、食不果腹，房子越來越大，交通工具越來越快捷，生活中有越來越花樣繁多的娛樂和享受，但是，在巨大雄厚的物質財富被創造出來，我們享受著有史以來最豐裕的物質生活的同時，為什么更多的財富并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幸福的門檻似乎越來越高，我們對幸福的感受和體驗卻越來越艱難、脆弱。
　　或許是因為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長期處于落后狀態，一旦走過貧窮和物質短缺年代，進入物質相對豐富的時代，對于貧窮的恐慌更加強烈，物質占有的欲望更加迫切，害怕失去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更加沖動，我們太忙碌，也太盲目了，唯一的目標指向就是“更多”，對物質財富的渴望更多，擁有更多，從匱乏到豐富，從豐富到過剩。于是，“忙”、“急”、“快”、“躁”成為生活的常態和當下使用頻率極高的關鍵詞。這些現象背后的人生況味，注定了離幸福漸行漸遠。
　　或許轉型期的各種高昂成本，社會結構的若干不合理設置，催生了“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焦慮，并演變成為當前社會的集體無意識，使得我們不能從容，也無法淡定。確實，物質是生命和生存的基點，美和價值也極大地依賴物質甚至存在于物質之中，今天，從理性和哲學的層面，我們都不會也不必諱言物質創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取之有道的財富，幫助我們獲得尊嚴和體面。但是一旦把財富作為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和終極目標，把幸福簡化成住房的平方米，簡化成“成功人士”、“人上人”的追求，簡化成名車名牌奢侈品，如果是這樣，我們忽略了什么？錯過了什么？難道富人的幸福真的高于窮人？
　　經濟學家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長過程中的生活》中，研究了過去30—40年里國民收入的增加影響人類福利的95個指標，發現僅有5個指標表現為隨著經濟增長人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于是他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關于生活隨著經濟增長而變好的證據相當不均衡”。而現實的情況是，在美國，抑郁癥患病率比20世紀60年代高出10倍；在英國感到自己幸福的人，從1957年的52%下降到2005年的36%，而這一時間段，兩國的國民收入都提高了幾倍。由此可見，對于財富而言，不僅要看你是什么，而且要看人們認為你是什么，財富本身并不等同于幸福。還原財富的本來意義，所謂財富，并不一定是物質的，“財富是人們認為的有價值的東西”。而且它從來都是選擇者眼中的價值。
　　幸福，源于個人感受，更系于國家發展。不僅是微觀的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體現，還是衡量宏觀社會發展質量的重要標準。經濟發展是實現幸福的基礎，但僅有物質財富的增加并不能增加幸福。2006年《黃金時代》發表了一篇題為《離天堂最近的地方》的文章，講述了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國家不丹，年人均GDP僅為500美元，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卻被人們譽為“離世界最遠，離天堂最近”的地方。這個“離天堂最近”的國家所謳歌的價值觀是，“國民幸�？傊怠北取皣�民生產總值”更為重要。對于中國社會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已經證明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同樣重要，提高“國民幸�？傊怠�，讓精神故鄉和現實故鄉合二為一，人們真正“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同樣值得我們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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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烏蒙論壇》2014年第4期 總第9期